尊敬的胡錦濤總書記：
您好！
黨的十六大您當選為總書記之際，我在美國講學，通過紐約領事館，曾向您致電祝賀。近期四中全會您當選為軍委主席，謹向您表示衷心祝賀！相信在以您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國家的各項工作會取得更大成就！
這封信裡，就西藏的遺留問題，即達賴喇嘛及其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和數以十萬計的流亡藏胞問題的妥善解決，我不揣冒昧地向中央談點淺見。首先，請允許我談點個人簡歷。
舉國歡慶的建國55週年的「國慶」佳節剛過，我也百感交集、心潮起伏。懷想當年，我們在藏區興高采烈地舉起了五星紅旗，這是飄揚在整個雪域高原上的第一面人民共和國國旗；不久，我按朱德總司令的回電指示，由尚待解放的西康藏區，輾轉赴剛獲解放的重慶，會見了中央西南局的鄧小平、劉伯承、賀龍、王維舟等領導同志，匯報了近十年來在拉薩等藏區的民族民主革命活動情況，包括在此期間先後與中共、蘇共、印共聯繫，商談開展革命活動的問題。隨後，小平同志即向中央匯報了相關情況，經中央批准，從1950年起，我便擔任了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中共西藏工委會委員；昌都解放後，兼任中共昌都分工委副書記；參加了中央與西藏和談、簽訂「十七條協議」的全過程，是歷史的見證人。為嘉獎我為西藏和談做出的努力，毛主席特親筆簽名贈送我《實踐論》。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的拉薩先遣部隊的5位黨委會領導成員中，我是唯一的藏族委員；直到1958年，我是以中央駐藏全權代表張經武為首的中共西藏工委會11名領導成員中惟一的藏族委員。在共和國成立之前，由我為主要負責人的「藏族共產主義運動」各組織、「藏族統一解放同盟（在拉薩）」、「東藏人民自治同盟（在滇西德欽）」及「中共康藏邊地工委會」，即「巴塘地下黨」和「東藏民主青年同盟」等組織的數以百計的藏族共產黨員和盟員，由我帶領參軍參政，後成長為省級幹部的有6名（3名西藏區黨委副書記，其中兩名正省級），地專級49名，縣級120名，還有大量一般幹部。他們當時是西藏民族幹部的骨幹力量，為西藏的解放和建設作出了貢獻。
但是1960年，在「左傾」錯誤路線的影響下，歷史給我開了個大玩笑，我曾因學運被中央政治學校附設蒙藏學校的蔣介石校長開除；後來，在拉薩，以「藏族統一解放同盟」的名義，上書西藏噶廈政府，要求實行各項社會民主改革，減輕人民負擔，以及民族民主的救亡圖存政策；因「東藏人民自治同盟」領導的武裝起義失敗，而被國民黨中央政府通緝、追捕；後因「共黨嫌疑」被西藏噶廈政府武裝押解、從拉薩驅逐出境的我；60年代，竟被自家共產黨的個別人誣陷，以所謂「搞藏獨」的藉口，在秦城一號政治監獄，單身囚禁，從肉體到精神上被殘酷折磨了18年。在獄中，我克服了各種困難，學習、鑽研馬克思主義理論，尤其是哲學，並總結出了自己的「辯證法新探」的理論體系。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在鄧小平、陳雲、胡耀邦、馮文彬等同志的關懷下，我本人及由我負主要責任的各革命組織均得到了平反昭雪。小平同志說：「你吃大苦頭了！你的冤案完全錯了！」平反後一直在全國人大工作，任第一、五、六、七屆全國人大代表、五、六、七屆全國人大常委、人大民委副主任委員。其間，業餘撰寫了約160萬字的三部哲學專著，得到了首都理論界專家、學者的充分肯定。1998年離休後，任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哲學博士生導師，並在國內外從事學術活動。
從我的簡歷中可以看出，我在解放前後，近20年在西藏等藏區做革命活動和工作。40年代前後，首次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等論著傳播到西藏等藏區，將《國際歌》、《義勇軍進行曲（今《國歌》）》、《游擊隊進行曲》等革命歌曲譯成藏文，並首次在拉薩等地建立了共產黨的組織。因此，我一直關心西藏問題，也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
今年，在美國出版了梅。戈爾斯坦教授對我的「訪談傳記」，在最後一次答問中，談及西藏的遺留問題時，我直言不諱地簡要引用了一位漢族作家撰寫的《達賴喇嘛是西藏問題的鑰匙》一文的主要觀點，我同時也談及延續了300多年的政教合一的西藏噶廈政府，按社會發展基本趨勢，政教應該分離的問題。
「訪談傳記」的有關情況，我向人大領導作了匯報和說明，並希望將我的有關解決西藏遺留問題的意見反映給中央。我作為西藏最早的共產黨組織的負責人，為了對黨、對人民、對歷史負責，深感有必要正式將這個問題坦誠地向中央領導作如下匯報：在訪談中或其他場合，我都是以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共產黨人的觀點和立場來談的。根據黨的理論和原則，根據國家憲法及自治法的實質精神，我的基本觀點是：今天，在新中國的歷史條件下，我國各族人民宜合不宜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大家團結起來，在嚴格遵循「各民族一律平等」為建國基石的前提下，強大的漢族老大哥應高瞻遠矚，心胸寬廣，本著先哲「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教言和馬列主義民族平等觀的大護小、強扶弱、多顧少的精神，應切實徹底克服舊中國歷代當局對異族所實行的「分而治之」、「改土歸流」、喧賓奪主，從而達到「以夷漢化」為目的的大漢族主義的反動政策，讓55個兄弟民族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和漢族人民的真誠幫助下，都有一個自己相對聚居的家，既當家，又作主，改革、經營、管理本民族內部的事務，要他們站立起來，「學會用自己的腿走路」，這也就是要認真按照小平同志所說的「要實行真正的民族區域自治。」 以期將各民族的民族利益和共同的國家利益相互兼顧、妥善地結合起來。這樣，也祇有這樣，才能解決好我國的民族問題，尤其是西藏問題。我的這個觀點，不論在黨內或黨外，國內或國外，眾所周知，是始終如一的。
為了徹底解決好西藏等地的遺留問題和整個藏區的長期安寧、持續發展以及漢藏等兄弟民族之間的真誠友好、親密團結，前面提到的《達賴喇嘛是西藏問題的鑰匙》一文，雖然由於作者在立場和觀點上的差異，我並非一概同意其看法，但眾所周知，千百年來，藏傳佛教深深地滲透並體現在整個藏族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尤其是在精神領域，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基本的客觀事實。視若無睹或輕視、忽視這一根深蒂固、影響深遠的傳統的民族文化特點的任何議論和主張，都是脫離現實的「左傾」機會主義的主觀盲動論，是不負責任、不計後果的表現。這種既違背原則又脫離實際的錯誤言行，正如黨的有關決議和小平同志所說，在過去尤其是在十年浩劫的「文革」期間，給中國的革命和建設造成過極大失誤，使黨的聲譽受到嚴重損傷，甚至使國家瀕臨崩潰的邊緣。所以任何見解應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這是基本的經驗教訓和總結。看問題要看其實質，說話要說在點子上。這位漢族作家從方方面面合乎情理地分析論證了其主題，即世代相傳、不可替代的達賴喇嘛的制度性地位及其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在廣大藏人心目中的神聖崇高和不容褻瀆，因而男女老少至今如此虔誠信仰、狂熱崇拜、雪域藏民的內心必然所向的真正原因，以及建議西藏問題應在達賴喇嘛在世時求得解決、不能拖延以免產生嚴重後果等方面的重要意見，是應該引起我們足夠重視的。
人們認為，儘管目前在殘餘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路線影響下，它在社會上尤其是某些藏區還是敏感的、謹小慎微、得過且過、明哲保身、生怕惹事生非的人們所迴避和不敢問津的，但它被有思想的知情者公認為是當今西藏，也包括其他所有藏區的社會生活中存在的共同性問題的癥結之所在，是不能拖延的，更不能置之不理。人貴有自知之明，祇要對國內外局勢冷靜全面、從長遠的戰略上理智地思考，任何將問題拖至十四世達賴喇嘛壽終正寢的想法不僅是天真幼稚的，而且是不明智，尤其是非常失策的，對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不但無濟於事，而且會引起適得其反的嚴重後果。以台灣的現實為例，是前車之鑒，如能在蔣經國的國民黨執政期間得以解決，就不會有今天陳水扁的民進黨台獨勢力的如此麻煩。我們應認真反省深思，引以為戒。
關於西藏問題，小平同志早已明確地對達賴喇嘛的二哥嘉樂頓珠先生說過：「除獨立外，什麼都可以談。」胡耀邦總書記根據黨的徹底否定「左傾」錯誤路線的有關決議和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首先對一個關鍵性歷史問題也明確而果斷地說過：「五九年的拉薩事件，我們把它忘了，大家向前看，不再提了。」根據小平同志所談的這條重要原則，歷代中央領導都基本上按此精神，指令有關部門直接間接地與達賴喇嘛方面的代表人士接觸和商談。但至今卻無任何進展，其重要原因是對客觀實際認識上的問題和實踐上的指導思想問題。
在此，有必要指出，歷史的經驗教訓非常重要。50年代藏區民主改革時，對同一個藏族，實行兩個政策：即西藏自治區暫不改，十個藏族自治州和兩個藏族自治縣的東藏地區要改，且要強力來改。結果東藏各地因改革而先後都打起來了，繼之西藏也燃起戰火，所謂「四水六崗集團」的數千名「衛教軍」與解放軍武裝對抗，導致1959年3月，出現了拉薩的大亂子，以達賴喇嘛為首的西藏噶廈政府以及數以十萬計的各地藏人紛紛流亡國外。這便是今天西藏的遺留問題的由來，也是被國際化了的所謂的「西藏問題」，同時也是「分而治之」的所謂的「治藏方針」上的重大失誤，這是歷史的慘痛教訓。西藏和其他分屬鄰省的東藏是有所區別，但其社會根基及其形態和基本情況是同一的、也是一致的，因此，在重大政策措施上不能有兩樣，否則要鑄成大錯。過去是如此，今後也是如此。生活在雪域青、康、藏高原上的藏民族，乃是具有同一語言文字、緊密相連的地理環境、風俗習慣、經濟形態，尤其是共同宗教信仰等千百年來延續而成的，具有共同心理素質和悠久的傳統文化的民族。而這一點，正是首先是否和能否瞭解整個藏區的真實情況及其所謂的「治藏方針」是否正確的基本前提和根本問題。質言之，是否是以實事求是的態度來認識和對待整個藏族和藏區的問題的關鍵所在。
80年代初，中央領導鄧小平、胡耀邦、李先念、習仲勳、烏蘭夫等對從國外達賴喇嘛派來的藏胞代表團談話時，承認西藏工作也有很大錯誤。胡耀邦總書記和萬里副總理到西藏視察工作時，也公開承認：「西藏工作也有嚴重失誤，我們一定要改正。」之後，中央公佈了著名的西藏「31號文件」和新疆「46號文件」，對民族工作提出了具有歷史意義的馬克思主義的重要觀點和政策。「31號文件」的中心是有關實行真正的民族自治、自主權。把自治權交給西藏等自治區。當官的漢族幹部太多了，應該大大減少，讓西藏人自己既當家、又作主。今後，中央發佈的文件，在民族地區不能一刀切，不能照搬，不適合西藏等民族地區的，經請示報告後，可以不執行或變通、修改後執行「46號文件」更明確提出了今後中央祇抓三權，即國防、外交和部分否決權，其餘都交給新疆、西藏、內蒙等自治區。漢族幹部在新疆、西藏等民族地區，祇能當「參謀」和「顧問」。毛主席、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對達賴喇嘛和班禪大師等也曾多次這樣談過：進藏的漢族幹部是「參謀」，是「顧問」，一定要學習藏語文。漢族幹部要尊重民族幹部，外來幹部要尊重本地幹部。這是搞好民族幹部與漢族干部之間、本地幹部與外來幹部之間關係的極其重要的準則，也是做好民族工作等根本性的原則問題……遺憾的是，這一利黨、利國、利民的光輝的31號及46號文件，後因諸多原因，未被落實，但它對少數民族尤其是民族幹部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達賴喇嘛也曾致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同志表示祝賀，這是達賴喇嘛長期流亡期間首次向中央領導的致電。
80年代末，達賴喇嘛在法國斯特拉斯堡歐盟會議上，首次正式提出了以西藏等藏區自治問題為中心內容的幾點新的意見後，除了得到國內外各界人士的廣泛關注外，也遭到了以達賴喇嘛的大哥當澤羅布活佛為首的眾多堅持藏獨路線的代表人士以及許多年輕的藏族激烈份子的反對，他們寫信聯名簽字，反對達賴喇嘛的自治主張，認為這背棄了藏民族的根本利益；我國的有關方面對他的「中間路線」也表示非議和質疑。與此同時，西方一些別有用心的反華勢力從內心深處也不贊同、不支持甚至反對達賴喇嘛與中央方面關係和好的努力，在相當一段時期，他處在內外交困、錯綜複雜的極其艱難的境遇中，但達賴喇嘛一直堅定不移地堅持自己「中間路線」的可行性和正確性。由於達賴喇嘛在國際國內的極大聲望及其影響，知情者都認為，儘管有各種不同的議論，但國外的多數流亡藏人歸根結底還是會遵從達賴喇嘛的號召，都會聽他的教言。西藏流亡政府的議會於1997年通過法案，授權達賴喇嘛可以無需經過全民投票獨自對西藏前途做出決定。
沒有抽像的真理，真理總是具體的，而具體的真理，都是以一定的時間、地點及其具體條件為轉移，而在社會生活中，往往是以某一相互之間主客觀實際的綜合力量的對比所決定，而不是以任何人善良的主觀願望或以某一單純的有理或無理及其誰是誰非的評論所能決定的。凡事要從實際出發，而不能從想像出發。這是一條重要的前提。觀察家們認為，達賴喇嘛關於「不求獨立，祇求名副其實自治」的「中間路線」，是在今天的歷史條件下，對西藏及整個藏民族的根本利益及其前途命運深思熟慮、知己知彼、審時度勢後的一種認真負責的態度，是求真務實與高瞻遠矚的思想。
達賴喇嘛對蒙、滿、漢與藏族之間的歷史關係及其地位的看法，近年來，也曾多次表示這是歷史學家們探討的學術性的是非問題。今天，對社會負有責任的人來說，他們主要應該考慮的是從政治上如何以史為鑒，摒棄霸權主義思想，且以實事求是的態度來正確對待現實並加以妥善處理的問題。
近年來，達賴喇嘛方面除一再表示完全贊同中央提出的：「一、不能搞藏族獨立；二、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等三點外，自己也多次明確地表示過他的「中間路線」，即：「不求藏族的獨立，祇求名副其實的自治，以保存自己的文明、獨特的文化、宗教、語文、生活方式，並使之發揚光大，我最為關心的是確保西藏人民極其獨特的佛教文化遺產。」還稱，在新中國各民族的大家庭裡，一旦能建立起各藏區統一的、民主的自治政府時，便解散其擁有數以十萬計的國外藏胞、並一直得到西方支持的印度達蘭薩拉的由青、康、藏三方代表人士選舉組成的「西藏流亡政府」，他本人「作為比丘，將從此棄政，專事佛教」。這樣一來，延續了300多年的以達賴喇嘛為首的政教合一的西藏舊體制自身也就正式宣告結束。
由此可見，中央與達賴喇嘛雙方的基本觀點根本不存在任何實質性的分歧，因此，也不存在任何解決不了的難題和障礙。中央強調要國家統一，達賴喇嘛祇是要求真正的民族自治，都符合憲法和自治法的基本精神。而對藏區統一自治的願望，早在50年代，昌都地區參觀團團長、昌都地區人民解放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德格。格桑旺堆等向中央正式提出；中央與西藏和談時，西藏代表團也曾向中央提出過。中央及有關領導在原則上也表示過贊同。1956年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時，作為中央代表團團長、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的陳毅元帥，在拉薩一次黨的高干座談會上曾談過：可以向中央建議，以拉薩作為首府，分屬在青、甘、川、滇各鄰省的東部各藏區和西藏合起來，成立一個統一的自治區，這對整個藏族的進步、發展，藏、漢的友好團結，整個國家的統一和鞏固都是有利的。陳毅元帥在漢、藏關係上高瞻遠矚的重大戰略思想，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之後，為探討此事，中央有關部門曾指定由西康的老紅軍桑吉悅希同志（天寶）負責組成小組與5省區著手協調有關事宜，但後來隨著整個國家政策的「左傾」，此事也因此被停頓下來了。1980年，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一批藏族幹部曾聯名寫信給中央有關部門，要求反映給中央，希望成立一個所有藏區統一的藏族自治區，否則也將東部的十個藏族自治州和兩個自治縣與西藏自治區一樣，成立一個東藏自治區。
關於要求成立一個統一的藏族自治區問題，即所謂的「大藏區」問題，有關人士認為，是當今國外藏人提出的觀點，這是個大大的誤解，其實早就有了。誠然，各方面的人士也有過不同的反應。十世班禪大師在援助西藏等藏區的基金會成立時說過：「要求成立統一的藏族自治區的願望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也是符合廣大藏人的心願的。祇是條件是否具備和成熟的問題，而不存在任何所謂的『倒退和反動』的問題。」對此，許多藏族的代表人士，包括我本人也都表示過完全贊同。
統一的民族自治願望及自治權的高低度甚至民族自決權在內，問題都不在於其概念、形式及其體制上，而在於其實質內容的名與實之間究竟是否相一致、是否相符合及其符合程度的問題。質言之，它首先是否能確切地保證並保障各該民族的生存權，繼之發展權的問題，這才是當今民族問題的中心問題和根本性問題。就以民族自治權利而言，內容與形式的和諧統一固然是最好，但與有其形式而無其內容相比，則不如無其形式而有其一定程度的內容尤為重要。
根據馬列主義關於民族不分大小、多少、一律平等的原則，實行民族自決權和自治權的原理，結合各國的實際情況，制定了具有各自特點的民族政策。在共產黨領導下，基本上分為政治自治和行政自治兩種。政治自治是在統一的國家裡，在特殊的情況下，自治的民族有國家分離權，如前蘇聯和南斯拉夫的加盟和聯邦共和國；行政自治是在統一國家裡，自治的民族沒有國家分離權。行政自治還可以分為高級的和低級的兩類，高級的行政自治是有各種類型的民族自治共和國，如前蘇聯和今日俄國的各自治共和國；還可以包括同一民族的特區，如我國的港、澳以及尚待統一的台灣，則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實行某種形式的高級的行政自治。
新中國成立後，根據馬列主義的民族平等團結和自治自主原則，雖基本上沿襲了舊中國的行政區劃體制，實行的是低級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本上符合中國國情，為了充實和完善這一政策，許多有識之士進行了各種探討。1980年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時，我本人向人大領導也提出了有關民族部分的幾點修改意見，以供參閱。在建國初期，中央人民政府僅與西藏噶廈政府之間簽訂了在我國55個少數民族中惟一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有人稱，它也具有某種形態和程度的港、澳式的「一國兩制」。沿襲了300多年的政教合一的西藏噶廈政府，除了有自己的政治、經濟、文化（包括各教派的寺廟）、軍事、外交等完整的社會結構及其相應的組織外，還有歷史形成的獨特的度量衡、郵政，尤其是長期流通的西藏政府發行的金幣、銀幣、銅幣及後期的紙幣等貨幣（直到1959年）。西藏政府設立在昌都的總督府即「多麥機巧」，意即「安多、西康的總督」。西藏噶廈政府的拉魯大臣和阿沛大臣前後擔任過最後兩屆總督。「多麥機巧」歷史上設在瞻化地區（今甘孜州康定附近），後被迫一再後撤而設在昌都。和談時，西藏方面曾要求歸還所有東部各藏區。
由於歷史、文化和地理條件等種種原因，今天的各藏族自治地方，不僅地理上相互緊密相連，就僅以人口結構而言，也與其他民族地區不同，至今，本民族基本上佔各藏族自治地方90%以上的多數或絕大多數。這個情況，與其他民族自治地方相比，是十分典型的。中央領導曾多次正確地指出：民族地區與漢族地區不同，有其特殊性，西藏及其他藏區則更具有特殊的特殊性。「任何規定都有例外，一切原則無絕對化。」因此，就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而言，除了現行的一般性之外，根據實際情況，也應該有個別特殊的形態。前面提過，民族自治的任何形態，關鍵在於名、實是否相符的問題。質言之，首先是否有利於切實保障和保證各自民族的生存權，繼之發展權的有關重大問題。
今天，在國家統一的前提下，港、澳，還包括台灣，同樣雖是漢族，但可以有不同的自治形式，即「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何況具有自己鮮明的、悠久的民族文化特點的各兄弟民族，尤其是藏族，更應該有多樣性的自治形式及其相應的真實內容，不應局限於老一套的體制和一種固定不變的模式，因為「任何事物都是多方面多樣性的統一所構成」。
一個國家的行政區劃這樣、那樣的變動是正常的，是不足為奇的。就中國而言，在解放前，尤其在解放後，各級行政區劃多次有所變動。比如內蒙古自治區，是由綏遠、熱河、察哈爾三省合併組成的；原康屬、雅屬、寧屬的西康省後合併入四川省，還有新設的直轄市等。「理論是灰色的，生活之樹常青。」應繼往開來、承前啟後、解放思想、與時俱進。一位著名的哲學家說過：「世間每一件腐爛的東西都是由於好的理由腐爛的。」祇要放棄大民族的霸權主義思想，尤其是在政治上對異族實行「分而治之」的傳統偏見，在行政區劃上就不存在任何不能變動和調整的問題。
就如何解決西藏的遺留問題而言，既然問題的實質並非涉外而純屬內政，那麼，在國家統一的前提下，僅僅是要求名實相符的自治和相應的行政區劃上的某些變動。則對此事的性質及其前提條件，在思想認識上，大家會取得共識的，也理應取得共識。在此基礎上，中央與達賴喇嘛方面在維護國家統一的原則和內政區劃的適當調整及其落實自治權兩者兼顧的問題上有個基本的共識後，應正式發表相互關係重新和好的共同的政治聲明，並在和睦友好的氣氛下，就藏族各自治地方如何統一的具體形式、實施方案、步驟措施，甚至包括各自治地方暫先通過成立某種過渡性的統一的協商機構，或者以這樣那樣的各種變通方式，以求保證和保障統一自治的實質內容和目的的其他具體辦法在內，都應以戰略眼光，高瞻遠矚、寬宏大量，本著兄弟情誼，有關各方應以誠相見，充分研討，集思廣益，取長補短，協商一致。按毛主席當年在西藏和談時曾說過的一句言簡意賅的話：「今天，我們是一家人，家裡的事，商量著辦就能辦好。」毛主席的「今天，我們是一家人」這句話至關重要，不僅在當年，尤其是在今天，依然是整個問題之關鍵所在，誰若不理解其深刻內涵，便會在戰略方針上鑄成大錯。
國家以安定為貴，民族以和睦為貴。錦濤同志，您和江澤民同志都曾先後說過：西藏的穩定、安全和發展，都關係到整個國家的穩定、安全和發展。千百年來全民虔誠信奉藏傳佛教的青、康、藏雪域高原上的廣大藏民，尤其是有文化、有思想、有影響並有社會責任感的藏人，都非常希望中央與達賴喇嘛方面的關係能摒棄前嫌、顧全大局、早日和好。這是民心所向，眾望所歸的大事。它不僅在國內，對佔全國總面積1/4多的整個遼闊藏區的安寧以至內地的千千萬萬廣大漢族等信佛群眾民心的安寧，也都是極其有益的。且在國際上，在外交工作中，也能極大地減少和避免諸多無謂的麻煩和不斷的干擾，並對維護和提高新中國的形象與尊嚴也至關重要。
當今的西藏問題，既要顧眼前，更要顧長遠；既要治標，更要治本。在看到面上的各種顯著變化時，更要認真關注深層的各種潛在的矛盾，如在社會生活的各方面嚴重的漢化趨勢，尤其是違憲、違法，背棄語言平等原則，以漢語文代替藏語文，在民族和宗教問題上的各種強制行為，導致人心的向背及其決定性的影響等等。再也不能自我陶醉在報喜不報憂、報功不報過的所謂「翻天覆地的偉大成就」的自我宣揚中。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半個多世紀過去了，西藏至今95%以上的財力仍然是靠中央及其他省市的支援來維持現狀。這種為政治需要而違背經濟規律，在國民經濟的總支出中，為西藏付出如此昂貴的成本費而長期處於驚人的赤字局面，就連一般正常的情況下都不能繼續下去，更何況一旦在內因或外因引起的各種偶然變數的非常時期，其嚴重後果那就更是不堪設想了。因此，西藏的民族政策和經濟政策，從根本上必須有治本的自力更生與真正團結和睦的民族、經濟政策，以期逐漸擺脫僅僅靠上面的伸手和表面穩定的局面。一些擔任過要職的「西藏」中肯地認為：「中央對西藏，政策若不變，再派多大的官員也是無用的。西藏再也不能光靠人民幣和槍桿子來維持。」
生活實踐告誡我們，一種傾向的過分強調，往往掩蓋其另一方面的極端偏向。在穩定壓倒一切的政治氣候下，「藏獨」的嚇人字眼，客觀上一方面往往成為一些人所謂的就連「藏人要求學藏文、使用藏文也會導致藏獨」等等危言聳聽、自我緊張的「恐懼症」；另一方面，更成了一些人向中央有關部門不斷要錢的「搖錢樹」，以致緊靠內地的一些自治州也多少學會了這種生財之道。有這樣的說法：「內蒙要錢不給錢，新疆要錢就給錢，西藏不說也給錢。」還有這樣的議論：「這些人吃的是反分裂的飯，升的是反分裂的官，發的是反分裂的財。」其概括的評論是：「達賴喇嘛在國外呆的越久，影響越大，反分裂派的榮華富貴也就天長地久；反之，達賴喇嘛與中央和好了，這些人便會惶恐不安，會緊張、會失業。」以上所敘，並非無稽之談。在中央與達賴喇嘛是否能和好的問題上，不僅涉及到國內外各種政治偏見的干擾、阻力甚至公開抗拒，還涉及到各種各樣經濟收益上對一些人及其集團的利弊得失而引起的不同反應。
總而言之，我們應以清醒的頭腦，對各個方面考慮周全，力避主觀片面，洞察當前存在的各種明暗矛盾，深思熟慮、知己知彼、分主次內外、權衡利弊後，按輕重緩急，首先在思想認識上，對眼前的一個關鍵性問題，即解決西藏的遺留問題上做出果斷的決策。這就是達賴喇嘛及其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和想回國的藏胞究竟是繼續留在國外好，還是回國並結束為好的問題。對於如此重大的是非問題，有遠見卓識的知情者普遍認為還是回國為好。回國後，首先關鍵是在性質上它便轉為內政問題、內部矛盾，即使會有這樣那樣的麻煩，但都是能得到解決也可得到妥善解決的次要的各種各樣的小麻煩。而且，慈悲為懷的達賴喇嘛回國後，全民信教的廣大藏民不但不會混亂，反而會安寧，擔心混亂、不安寧是沒有根據的，古今中外，凡是有信教自由和有聲望的宗教領袖時，社會反而安寧、正常、健康。但是，達賴喇嘛及其流亡政府繼續留在國外，是屬於外交問題、是對抗性的外部矛盾。錯綜複雜的國際交往關係及其各種各樣國際風雲的變化，可能帶來的麻煩則是難於預測、更難於應付的大麻煩，是重大問題。例如，聯合國大會曾三次通過關於西藏問題的決議，都把西藏列入有自決權的範圍；又如，近年來，在達賴喇嘛的訪美問題上，參、眾兩院每次均以全票通過；達賴喇嘛訪問各國時，往往受到元首規格的接待；還有，1997年美國柏克來市議會全票通過了「制裁與中國佔領下的西藏有商業往來的城市」的議案；美國國務院專門成立了有關西藏事務的機構，現已由局級升為部級，還曾要求在拉薩設立辦事機構；歐盟議會曾對西藏問題的各種議論和通過的決定以及西方輿論界往往「一邊倒」的現象；去年，第四屆世界援藏大會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召開等等。上述各種各樣的干擾，雖經我外交機構多方勸阻，不滿甚至抗議，但對方卻往往我行我素、避重就輕、敷衍了事。
有些回國探親的藏胞對我方有關人士慎重地說：「你們宣傳說，達賴喇嘛是西方的反華工具，是拉薩和其他藏區騷亂和不穩定的根子。你們一面說爭取達賴喇嘛的政策沒變，但另一方面，在宣傳上對達賴喇嘛肆意進行惡毒的人身攻擊，貶低甚至抹殺他的政治地位、聲望和影響。這種說法是沒有根據的，是不真實的，是完全錯誤的，而且在事實上，與你們的宣傳是大相逕庭的。可是，如果達賴喇嘛日後一旦去世，在時機誘惑或潮流裹挾下，這個問題就不好說了。」還就社會安定方面這樣告誡：「眾所周知，達賴喇嘛具有極其崇高的信念和非凡的人格，是一個毫無私心雜念、利他利眾的比丘，是以慈悲為懷，堅持非暴力的虔誠的佛教徒，得過『諾貝爾和平獎』。他一直反對任何形式和名義的騷亂和暴力，且認為這是以卵擊石的蠢事，所以在他的一再控制和極大影響下，現在還算安寧。但他一旦去世後，事情就很難說了，局面便會失控，一向主張激烈對抗的年輕人，特別是聞名的尚武而好戰的康巴和安多人，會採取各種非常激烈的行動。」連歷代反動當局都得出了所謂的「治藏必先安康」的歷史教訓，正是懼於安多人，尤其是康巴人強烈的反抗精神。
至於達賴喇嘛的為人，他的政治聲望和影響力，可以說超過了歷代的達賴喇嘛，人們稱讚他是當今活著的佛陀，是世界性的宗教領袖之一，受到世人的尊敬和崇拜。僅以他兩次應邀訪台為例，台灣的各政治黨派、各個教派、各界人士從上而下傾城而出，每次都是數萬計和十多萬計的男女老少來迎接、朝拜、接受摸頂祝福，盛況空前。人們便這樣議論：「難怪中央必須要達賴喇嘛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綜上所述，達賴喇嘛回國後，對抗性的被國際化了的「西藏問題」，便轉變為非對抗性的國內的民族問題，再大再多也不過是內部這樣那樣的各種是非性的矛盾，不過是「家家都有的難念的經」而已。何況達賴喇嘛已一再表示過，回國後將專事佛教，不問政治，其政治地位如何安排中央也不必費心。
由此可見，解決西藏的遺留問題，在性質上，是讓本來的國內民族問題仍回到它應有的位置上，這就是首先必須區分主與次、輕與重，尤其是內與外的問題。簡言之，在我們決策時應三思而後定之，不能因為一些人的偏見和短見而不顧憂國憂民者的忠言，切不可因怕今天可能出現的小麻煩而留下了明天的大麻煩。
總之，一旦全民信奉藏傳佛教的廣大藏民的精神領袖、凝聚西藏宗教核心的達賴喇嘛能歸國回藏，從總和關係及其趨勢上看，從此便會「安內息外」。不僅對國內各個方面會產生積極影響，尤其在政治上，就連被國際化了的所謂「西藏問題」的「西風」，也因長期離鄉在外的達賴喇嘛安返故土，從此就會不得不基本上平息下來。今天，被人們稱為心靈科學、非創世學宇宙觀的藏傳佛教雖悄然興盛、覆蓋了世界許多國家，信徒越來越眾多，特別是在知識界中，對社會生活各方面的影響越來越大，但有巨大聲望和影響的達賴喇嘛的回國，不僅會使國內長期向外的藏人的民心，尤其是成千上萬年年冒險到國外去朝拜他的藏人，包括幾年前流亡印度去達蘭薩拉拜見達賴喇嘛的著名的十七世噶瑪巴活佛及逃至美國後朝拜達賴喇嘛的塔爾寺主持阿嘉活佛等，再也不必和不會冒險向外了，而且國外的民心必然也會隨之轉向國內方面。
西藏問題是我國民族問題的重中之重，若能得到圓滿解決，不僅影響藏族自身的前途命運，同時，按憲法和自治法的有關規定，也與其他兄弟民族自治權利的改善和落實息息相關。這一切，無疑是國內國際戰略方針上的重大轉機，「和為貴」精神連鎖反映的結果必定是積極的。
真理是平凡的，但平凡的真理卻往往會被人們所背離，因而遲早會受到歷史的懲罰。西藏和平解放後，毛主席一再告誡進藏的漢族領導說：你們在西藏，辦任何事，千萬要記著民族和宗教這兩件大事，並須慎重穩進。毛主席還親口叮囑進軍西藏主力部隊的十八軍軍長張國華將軍：「到了拉薩，去拜見達賴喇嘛時，你要行磕頭禮致敬。」當張國華流露出有點不情願時，毛主席嚴厲地說：「張國華呀！你為革命能流血流汗，難道不能為革命磕個頭！」後來，人們頭腦一發熱，在「越左越革命」的政治氣候下，上上下下，大家都背棄了千萬要記住的這兩件大事，其後果是眾所周知的20年的彎路及其嚴重的失誤。因此，在民族地區，尤其在西藏等藏區，民族和宗教問題是否能得到妥善處理，乃是全部工作興衰成敗的關鍵之所在。過去是如此，今後也是如此。藏族世代相傳著這樣一句話：「天上有太陽月亮，地上有達賴班禪」。全民信教的整個藏族及其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合情合理地回國返鄉的問題，乃是毛主席關於民族和宗教兩件大事的平凡真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具體體現。
中央與達賴喇嘛關係和好的問題，不僅是國內各民族，尤其是藏族各界人士以及廣大基層群眾普遍關心的問題，而且一直也是國際上許多與我國友好的大大小小的國家領導和各界人士所關注和期望的問題，甚至就連美國總統克林頓在北京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上也曾對江澤民主席說過：「您和達賴喇嘛如能相見，彼此都會喜歡的……」這句話傳至藏區後，人們非常興奮和震動。「得民心者得天下」，錦濤同志，您曾擔任過西藏的領導，您是瞭解西藏的，瞭解廣大藏民的心思和感情，也理解西藏問題的真相。今天，西藏的遺留問題一旦得到妥善解決，您和中央領導能在共和國的首都與達賴喇嘛友好相見，必將轟動世界，在中國，特別是在整個雪域藏區的每個角落，更會引起巨大的震撼。
以上所述，是我對妥善解決好西藏問題及其遺留問題的基本觀點的概括性說明。我深信，這一觀點是眾多黨內外藏族高層人士的共識，也反映了廣大藏族人民真誠的願望。
為了對歷史、對民族、對國家負責，我把別人不便談或不敢談、或明哲保身者所不敢問津的敏感問題，但又事關整個藏區的長期安寧與持續發展以及各民族的平等團結、共存共榮的重大問題，以一個藏族老共產黨人，一個離休的原全國人大常委身份，將肺腑之言坦誠地寫此信給您和中央常委會領導，謹供參閱。如有不妥之處，請予指教。
此致敬禮！
平措汪傑（平汪）
2004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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