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深圳特區成立30周年而作，兼憶八十年代深圳大學二三事（原載《新世紀新聞網》
八九北京學潮波及全國高校，深圳也毫不例外，“反腐敗”、“反官倒”、要求“對話”、要求“講真話”和“新聞自 由”，北京學生正義而樸素的請願訴求，深得民心，群情洶湧回應。5月13日 北京部分學生進駐天安門廣場發起絕食請願，升高了這場運動更受全國乃至世界矚目 與關切的氣氛，但學生基於人性和人道主義立場的正義要求沒有得到當局的善意反應，反而被鄧、李等別有用心的政治勢力誣指為“動亂”，並經違憲、違法的密謀 佈置後在5月19日 宣佈“戒嚴”，悍然動用數十萬野戰部隊開進北京，試圖對手無寸鐵的學生進行軍事鎮壓。北京高校學生與各地高校進京聲援的學生及北京市民 自5月20日起發起以非暴力抗爭的形式，堵截軍車、勸阻軍人，力阻軍隊進城動武。一時間軍隊在城郊四處被圍堵、被勸退，百萬學生、市民在北京城內外與軍 隊、與當局處於膠著、拉鋸的對峙狀態。
遠在南國邊陲的深圳大學數千名師生除遙遙關注、默默祝願並以各種形式積極參與學潮，由羅征啟校長支持成立的全校性學 生自治組織“深圳大學學生緊急事態協調委員會”曾在5月中旬多次與深圳知識界、媒體界人士在特區聯合組織發起全市各界聲援北京學生的大型遊行，總人數超過 10－15萬人次，期間也有近百名學生和 老師先後直接赴京已在天安門廣場安營紮寨。5月下旬的最後一個星期，隨著北京有胡績偉 先生領銜部分人大常委連署依 憲要求提前召開大人常委會緊急處理戒嚴引起社會危機的形勢變化，大家一度認為因當局罔顧民意強行戒嚴而惡化的形勢可能趨緩、趨好，故而都有心從長計議在民 主與法治的軌道上深耕運作。5月25日 左右，我們十多位心系北京、心系學生，已在學運初期積極介入的教工在一個外語老師的家裏，自發相約就此議題開會討 論，大家群策群議後達成共識，利用深圳和深圳大學毗鄰香港內外資訊交流暢通、便利的優勢，利用在場多位各系教工的專業特長，打算由深大教工民間自發組織在 全校自6月起定期舉辦關於民主啟蒙、民主建設和發展的各項專業性、學科性系列講座與研討，以期促成深大校內的學運完成激情化的街頭廣場運動，深化並轉型為 理性、建設性的長程架構發展。
考慮到對整個北京學運目標的長期支援和深層意義呈現，筆者出於當時身為校刊（《深大年報通訊》）編輯的職業習慣和敏 感，提出依託深大教師員工的人力和知識資源，借助深圳大學在這次學運中處於整個特區的前驅性引領地位，著手籌備創辦一份名為《民主特區》的民辦刊物，建議 特區人、深大人應不自囿於“經濟特區”的框框、而應具有邁向“民主特區”的前瞻性思考，長遠為民主中國建設的前沿發展進行理論與實踐的探索，至少也可利用 特區之特的優勢以這份刊物為整個學運、整個民主運動提供理性交鋒和思想激蕩的平臺，此議也得到大家的積極贊同。誰知此會結束不到十天，北京長安大街上午夜 驟起的第一排槍響，就打碎了我們計議中和平與理性建設的希望，民主啟蒙系列講座與研討、《民主特區》辦刊等等的美好設想，也隨著1989年6月4日 天安門 廣場的血色黎明，不幸地黑掉了。
1989年的“六四”事件，以體制內外中國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一度受到鼓舞的八十年代改革理想被中共軍隊的坦克粉碎 為象徵，也宣告了整個八十年代的終結。八十年代，深圳是整個中國改革的最前沿，袁庚、梁湘、深圳青年報等等是那個時代的重要關鍵字。而在筆者當時任職的深 圳大學，當年的校長兼黨委書記羅征啟，也是深圳的那個時代流播至今可能最具有魅力的少數傳奇人物之一。
2009年“六四”20周年紀念熱潮中在香港出版的《100“六四”人物20年》一書，百名“六四”人物的人名條目 中也收入了“羅征啟”，它揭示了羅征啟當年曾經的殊異作用：“在八九學運中，深圳大學成為5月中起全國高校中唯一一所聲援北京學潮期間的全部活動均得到校 方公開支持和後勤支援的大學，羅征啟同情學生、主張對話、反對暴力、堅持正義的鮮明立場是決定性的。”
可以不無遺憾地說，如果不是“六四”槍響打斷了中國政治改革的和平演變進程，如果不是從趙紫陽、梁湘到羅征啟等一批 主張改革、主張和平變革的體制內堅定的改革派人士因“六四”事件受到整肅清洗，深圳作為中國走在最前的“民主特區”的實踐及時邁開探索步伐並取得一定的實 績，完全是可以預期的。羅征啟執掌下的深圳大學在八十年代的崢嶸歲月（1983年深圳大學建校之初，羅由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任上調任深圳大學黨委書記、常 務副校長，後兼任校長直至“六四”遭開除黨籍並免去一切行政職務）就自主創新，啟動過積極的大膽嘗試。八十年代在中國的高校中，也是在整個中國教育界中， 唯一敢於打破中共數十年一以貫之的意識形態禁區，提出“黨委治党、校長治校、教授治學”辦校方針的就是深圳大學，就是羅征啟。
筆者當時在深圳大學出版中心任文科編輯，曾參與執編了當年總結深大改革經驗的一本文集《深圳大學改革探索之路》（同 濟大學出版社，1989年6月版）。其中收錄有羅征啟在1986年5月撰寫的《從深圳大學的改革看改革》一文，重新翻讀此文，可以看到羅征啟早在時屆深大 建校3周年之際（此時距深圳特區成立還不到6周年！）就大膽“貢獻”了他在深圳大學對（中共）黨的“改革”經驗：“黨的組織生活和一切活動都不許佔用工作 時間。党的幹部，從黨委書記開始，都是兼職，實行業餘化和義務化。整黨也是在業餘進行，取消了專職政工隊伍，取消了浪費時間、形式主義的‘政治學習’” （頁7）。“我們把‘標新立特’作為我們學校的指導思想。……實踐告訴我們，舊的事物是很難改造的，尤其是很難自動解體，自動退出歷史舞臺。我們的體會是 必須在舊事物與舊事物之間，開闢新的工作面，建立新的陣地，用新的來包圍舊的，吃掉舊的或再加以改造。”（頁9）
當年，在深大，沒有內地那千篇一律砌起、與社會隔絕的高高圍牆，是中國唯一一所不設圍牆、不設門禁的大學；在深大， 不設很難洗脫精神控制與洗腦色彩的“學生政治輔導員”制度，學生的情緒、心理健康問題等等的諮詢、干預和援助，一律由心理行為指導辦公室受過心理學、精神 健康醫學專業訓練的人員負責進行；在深大，圖書館裏堂堂陳列有海外出版的《爭鳴》、《動向》和《解放》（即今《開放》）月刊等各種“反共”刊物，與《紅 旗》雜誌、《支部生活》等中共黨刊並排在書架上，向所有研究生和教工開放，隨便閱覽。在我剛到深大任編輯的最初日子，大約是1987年初，我和深大的一群 熱愛文學的學生喝酒聊天時，有一個學生的由衷感慨讓我記憶猶新，歷歷在目——他笑著說：“深大太好了，（在）深大的感覺就是沒有共產黨！”
執政黨在公教單位業餘化，黨務幹部（包括黨委書記）兼職化，取消專職政工人員，取消馬列主義“政治學習”，等等作 為，誰能不說這是對中國共產黨進行大膽改革、大膽改造的漂亮舉措呢？誰能不說深圳大學這是邁開了嘗試解構一黨制全能社會的可貴第一步呢？誰能不說這也是 “民主特區”在深圳的最初一線曙光呢，哪怕它只是曇花一現而夭折？
在這個需要嚴肅回望而又必得奮勇前行的重要時刻，請記住羅征啟這個名字，請記住深圳——這一段被遮蔽了的閃光歷史！請記住——“民主特區”這個夢想！
讀書無禁區，探索無禁區，民主無禁區，中國無禁區——請，繼續無畏地追尋！
（2010年8月24日 於香港）
【作者1986年底至1989年春夏在深圳大學出版中心任編輯，秋後離開；1994年初在深圳參與創辦《街道》雜誌。】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